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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是毛泽东的表弟，周恩来的学生，刘少奇的同乡，朱德是我的上级，林彪曾是我的部下，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，要写悔过书，也要他们先写。”
1950年春，北京功德林“战犯管理处”迎来了一批新的囚徒，他们被要求写“悔过书”，而其中有一位战犯，却拒不悔过，并猖狂的说了这番话。
此人正是军统中将文强，那么，文强究竟有何本事，而他又是否真的是毛主席的表弟？
“与表哥毛泽东不对付，和毛泽覃的关系最好”
文强出生于1907年的湖南省长沙县，他是文天祥的23世孙，文强的父辈还曾参加过革命，追随过孙中山先生，，而文强本人也曾在17岁那年见过中山先生一面。
按理来说，出身名门的文强本应和农民家庭的毛主席毫无瓜葛，但由于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和文强的父亲都是文天祥的后代，算起来，文七妹还是文强的姑母，这才让两家有了往来。
据文强回忆：“毛泽东比我大14岁，按理说我应叫他表哥，他家那时十分贫穷。”
文强在小时候也曾找过毛氏三兄弟，不过他与毛主席的关系却不算很“好”，他觉得毛主席过于正经，而且年龄要比他大，经常谈论一些国家大事，而年少的文强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，经常故意“抬杠”。
至于年龄和他相仿的毛泽覃，两人关系却十分要好，他们经常讨论问题，彼此间亲密如亲兄弟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二人对于国家大事也逐渐的关心了起来。
待到文强中学毕业后，摆在他面前的却有几个学校，其中有一个便是黄埔军校，在左思右想后文强决定报考黄埔，他还特意找来了毛泽覃：“要不，你和我一块去报考黄埔吧？”
听了这话，毛泽覃却有些为难，倒不是他不想报考黄埔，只是他家境贫寒，去往黄埔是一笔不小的花费，文强看出了毛泽覃的难处，毫不在意的说道：“怕啥？我们乘坐一条船，你只管去考试。”
因此，两人一同乘船来到了广州，报考了黄埔军校，只是让人遗憾的是，毛泽覃未能通过黄埔军校的考试，便去毛主席开办的农民讲习所去学习，至于文强则顺利通过了考试。
他是黄埔第四期的学生，在黄埔中他还结识了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，两人是同班同学，关系十分要好，周恩寿还特意将文强引荐给周恩来。
“这是个有志向的人。”周恩寿大为夸赞文强的本领，这让周恩来也起了兴趣，于是便对他进行了一番考察，通过考察，周恩来认为文强确实是个有本领的人。
“你要不要加入共产党？改变中国。”
彼时的共产党还处于发展时期，国共又处于合作之中，很缺少人才，对于文强这个人才，周恩来自然不想轻易放手。
文强也是个有志气的人，他看到共产党确实有理想，便答应了周恩来的邀请，在1925年8月8日，周恩来与邓颖超简单的举办了婚宴，其中的来宾便包括文强。
而文强不仅参加了周恩来的婚礼，在黄埔学校中他也能力出众，当时的他担任一班班长，在一众同学中颇有威望，不过，其中有一个“刺头”却让文强深深头疼。
这个“刺头”正是林彪，那时的黄埔军校有射击课，一次，林彪在射击课上完后，却因为爱惜枪支没有立即将枪上交，反而藏在了枕头下，不时的拿出把玩，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枪支却在深夜突然走火了。
这让学生们都吓了一跳，外面的值班人员闻声赶来，询问文强：“是谁开的枪？”
文强便将林彪的事情说出，这让林彪受了处分，事后，他找到了文强，说他：“卖人卖的干脆。”
而文强却认为自己是公事公办，两人因此争吵了起来，还打了一架，也因此结下了“梁子”，从此见面不再说话了。
红一师长，误开党籍，步入国民党
在黄埔军校毕业后，文强公开了自己共产党的身份，在北伐战争前夕，文强还曾参与了国民革命军，同年9月，文强被安排到杨森部下担任组织科长这一要职。
而到了1927年3月，随着形势的变化，文强离开杨森部，来到了武汉地区，让他没有料到的是，到了4月份，蒋介石却突然篡夺了国民党的大权，并对共产党员展开了屠杀、逮捕。
这让文强陷入了危险的境界之中，但他想方设法联系到了党组织，到了8月，还参加了南昌起义，在贺龙手下担任连长，只是起义失败了，他被迫回到老家长沙，在那里躲藏了三个月，也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
而到了1928年春，眼看形势发展平稳了下来，文强再次入川，并成功寻到了党组织，此后便一直听从党的命令工作，并于1929年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，过了一年，又被提拔为四川省省委委员，川东省委书记，时年不过23岁。
据文强回忆：“当初我担任川东省委书记的时候，手底下有32个县归我负责，而彼时的毛泽东的中央苏区只有12个县......”
然而，在1931年秋，文强因为被叛徒出卖，不幸落网，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得以逃生，在狱中的文强没有吐露情报，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彼时的中共省委主要领导却执行着王明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路线，决定让他暂且留党察看一年，并给予处分。
文强哪里受到过这种气，他正是年轻气盛之时，撂下了一句狠话：“我去找周恩来，让他给我评评理。”
文强带着妻子出川，想要去上海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冤情，但由于彼时的上海党组织因为顾顺章叛变毁于一旦，周恩来也因此前往了苏区，文强由此未能找到他的行踪，没有洗刷自己的冤屈，反而听说自己的党籍被四川省委“开除”了。
这让文强感到不满，觉得自己十分冤枉，只得回到老家，担任报社编辑，到了1935年，他还在报纸上批判湖南军阀何健，遭到了何健的仇视，被迫流亡，恰在此时，国民党的著名将领程潜、张治中等人找到了文强，极力拉拢他加入国民党，无他，文强的特殊身份能做一个很好的宣传。
想到自己遭受的“冤屈”，文强一气之下脱离了共产党，加入了国民党，并于1937年8月被戴笠任命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，到了1940年又改任军统局策反委员会的委员。
虽然身在军统，但文强却不屑于搞暗杀、打闷棍的特务手段，他的工作一直与军事战争有关。
据说，在“珍珠港事件”前夕，文强通过手中的情报分析出日军将要进攻美军的意图，上报给上级，却没有得到重视，这是因为文强的分析过于“惊世骇俗”，彼时的日本一直将部队放到东亚、怎么会突然想不开和美国开战呢，因此，上级认为文强的分析不足为重。
直到珍珠港事件的爆发，国民党将领才明白文强分析的正确性。
到了1942年，文强又因为战功升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的少将处长，并在1944年11月初，掌管军统的北方区，还曾策反了近百万的汉奸部队，也因此凭借特殊功绩晋升为中将军衔。
而在戴笠死后，文强自谋正规军职，找到了程潜，并在他的帮助下担任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，中将处长，并于1948年9月应杜聿明的邀请，前往徐州担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。
如今的文强虽然脱离了共产党，但在国民党中也是混的风生水起，不知彼时的他看到要与自己昔日的战友为敌，是否感到世事无常？
身入功德林，拿笔提“反诗”，拒不悔过
1949年1月，正在淮海战役中奋勇作战的文强眼看着大势已去，国民党的败亡已经无法挽回，也不禁长长叹息，更要命的是，在淮海战役中他与杜聿明一同被逮捕。
1949年4月24日，文强被关押在济南的战犯管理所，与他一同担任狱友的还有王耀武，文强此人十分有才气，脾气也很倔，他被捕时，听说解放军攻克南京，相关人员想要让这群俘虏写写祝贺词。
文强眼见南京被攻克，心想这下子完蛋了，便决定效仿古人，来一首绝命诗，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：“痛惜江南飞落英，大江百万渡雄兵。可怜玉石狮子在，国府门前月不明。”
王耀武见了，吓了一跳，说这是公然对抗中共，是要命的，劝他赶紧擦了，文强听了这话，愈发的倔强起来：“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能怎么对付我。”
只是，让文强没有想到的是，相关人员看到文强所提的“反诗”时，却不理不问，仿佛当作没看见，这让文强有一种将拳头打在了棉花上的感觉。
1950年春，文强等人被移交到北京的功德林，这个功德林是专门管理这些国民党俘虏的，而关押在其中的俘虏，多半是将军，曾有人笑言：“老头子（蒋介石）开会，都没有这么多将军。”
到了功德林后，为了改造这批将军，管理所的所长曾让他们写悔过书，其中一些将军痛哭流涕表明了自己的悔过，但其中也有几个例外，他们的脾气倔强无比，坚决不肯认错。
其中就包括文强，他曾当众说道：“我是毛泽东的表弟，周恩来的学生，还曾是林彪的上级，朱德的手下，就连刘少奇都是我的同乡，我在共产党担任师长的时候，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，要写，也要让毛泽东他们写，是他们没有将我教导好。”
文强的这番强硬态度，让他迟迟没有从功德林走出，但他却毫不在乎，而文强在功德林长期生活，自己从前的毛病也犯了，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又一个疙瘩，十分疼痛，经检查是淋巴腺结核，被送往医院治疗。
这让文强深深感慨，他本以为共产党不会让他好过，但在狱中他却没有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，而其他的一些国民党将领也深有感触，有的选择认罪，早早的出去了，但文强心中却一直过不去那个坎。
他在功德林中还曾帮助过功德林制定相关的制度，便于功德林的管理。
直到1975年，他才被释放，是最后一批走出功德林的将军，整整二十六年的牢狱，让文强唏嘘不已，当即题下了一首诗：
顽石点头实还难,几多恶梦聚心田。沙场败北留孤愤,野火烧身视等闲。
金石为开真理剑,春风化雨感人篇。当年痛惜江南泪,醒后方知悔恨天。
而彼时重病的周总理也接见了文强，责怪的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肯早一点悔过呢？”
文强沉默不语，他被特赦后，中央也对这批将领下了命令，你们愿意去台湾就去台湾，想要留在大陆就留在大陆，文强早已经习惯了在大陆生活，没有前往台湾，晚年的他还担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。
而由于他文采斐然，又亲身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，他所撰写的资料对研究那段历史很有帮助，在1983年5月8日，他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，并在致词中说道：“实现祖国统一，是全国各民族、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心愿......”
如今的文强彻底认清了自己从前的错误，曾利用自身的人脉，联系着台湾的故朋旧友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，一直到2001年，他才在北京因病去世，以94岁的高龄结束了自己充满坎坷却又传奇的一生。
